一、门当户对

早在宋朝初年，国家就制定了相关的法度。比如《宋刑统》曾有过明确的规定，翻译成现代汉语来说就是结婚要讲究门当户对。

社会地位高的，比如贵族是不允许与社会地位低的阶层结婚的。也就是说不仅贵族不能和“士农工商”中的“商”产生婚姻联系，就连农和工也不行。

不仅如此，当官的还不能与辖区内的百姓或下属的亲戚结婚。这一点就比较好理解了，害怕官员的裙带关系搞特殊化。

对于这项法度，政府执行的还是非常严格的。比如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有一年科举，外地的学子们云集到都城开封待考。其中有一才子风流倜傥，很快吸引了所住旅店老板家的女儿。

双方在短时间内就陷入了热恋，两人爱得死去活来，最后商议男子考完试后，两人就成婚。

没想到成绩一公布，男子高中，从普通老百姓一跃变成了官身。按照当时的法律，男子不能再与旅店老板的女儿结亲了。

双方无可奈何，男子为了自己的前途只好斩断了爱情，女方最后悲愤而亡。

这是封建时期产生的爱情悲剧，也是封建制度的明文规定。因此富豪白家将女儿嫁给贵族顾家，本身就是有违法度的。

那么既然有违法度，为何双方还要结亲呢？

二、诸多因素：投资

最先“枉顾”当时法律规定进行结婚的，多为商人阶层。众所周知，宋朝有“榜下捉婿”的风潮。一些未婚高中的举子会被大户人家哄抢。

试问，如果这些必将高中的学子还没有考试呢？

他们身为老百姓，是可以和商人阶层结婚的。而商人最看重投资，他们会寻找一些年轻有为的未婚读书人，在其考试之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

当然这些学子们也不傻，他们如果认为自己将来必将高中，肯定是不愿意娶商贾之女的。奈何金钱的力量太强大了。

比如宋朝饶州有个叫连少连的书生，被当地一位姓萧的富豪看中，非要把自己女儿嫁给他。

连少连认为自己将来肯定能当官，并不愿意这门亲事。媒人就劝解道：“那边的陪嫁价值万钱，你能保证百分百高中吗？如果考不上，还有富裕日子过啊。”在物质的诱惑下，连少连只好低头认了。

还有更夸张的，就是堪称现实版陈世美的杨孜。他是当时的太学生，前途无量。有一风尘女子也看中了这点，在杨孜身上玩命投资。

果不其然，杨孜在科举考试中一举登第。由于自己无力偿还那位“红颜知己”的投资，只好娶她为妻。奈何杨孜本人太过优秀，有个大户人家看上了他，想把小女许配给他。

为了将来的远大前程，杨孜选择毒死了自己的妻子。

三、诸多因素：虚荣

说了愿意投资的商贾阶层，再说说那些甘愿“堕落”的贵族阶层。如果他们不愿意或不敢违法，相信商贾富豪也无法与他们顺利联姻。

首先，社会背景决定了等级观念的模糊。唐朝是门阀士族势力的末日，宋朝之后几乎就没有大规模延续的士族了。

门第观念的减弱，让宋朝的勋贵们不再固守阶层。这也是他们愿意“榜下捉婿”的原因之一。

其次，就是宋朝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宋朝的经济实力，后世很多专家都进行过论证。其他暂且不说，单说宋代大型纪实文学《东京梦华录》中所涉及到的内容。

那个时候，开封贵族区以“屋宇雄壮, 门前壮阔”为荣，每个宅院的买卖都以“千万钱”计算。这已经成为了风潮。而房地产的繁荣自然带动了奢侈之风。

如此大的花销，岂是那些挣死工资的贵族们所能够承受的？比如《知否》中的吴大娘子，仅仅举办一次马球会，每个回合的奖品就价值甚巨。

相信仅靠侯爵府的俸禄，根本无力承担这样的马球会。

许多贵族，甚至官僚为了能够体验上富贵的生活，不惜与商人为伍，甚至亲自经商，成为官僚阶层的大商人。那些操作中，以联姻的方式最为迅速，也最是稳固的。

相信这也是顾家作为侯爵愿意与扬州的白家盐商联姻的原因。他们没有经商的本事，也没有勇气低下身子与商人交好。

四、诸多因素：互利

很多观众都将目光集中于顾家侯爵慢待白家，顾偃开看不起老婆白氏的镜头上。试问，顾廷烨的外祖父就一点错都没有吗？他不知道女儿的婚姻将是不幸的吗？

他肯定知道，但他肯定也不在乎。

商贾与官户联姻，前者往往需要陪嫁丰厚的嫁妆。但商贾们并不愚蠢，他们的每一分付出都是在求双倍的回报。

虽然宋朝的门第观念没有那么强烈，但宋朝的国策始终视商业为末端，不能与农业相提并论，也一直在施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社会地位低下的商人迫切需要与官户、与贵族联姻。这样可以迅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不会让人随意欺辱。

还有宋朝之所以富裕，是因为朝廷对盐、茶、酒等实施专卖。这严重损害了商人的利益，如果想要保证财富收入，就必须与官僚联合，这样可以获得一些特权，甚至偷税、漏税。

可以说顾家与白家的结合是各取所需，谁也没有感到委屈。顾家为白家提供了社会地位，白家为顾家援助了物质财富。

这本身就是一笔买卖！只可惜，顾廷烨的母亲白氏成为了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