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蒋介石于1935年4月1日在贵阳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称为挽救崩溃之国民经济，而使人民获得相当之生活，“今日须有一种运动继新生活运动之后而起，即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8月8日，蒋介石复于成都通电各省政府主席转告各地同胞，指示经济建设纲要。10月10日，蒋介石又发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的文章。同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还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实施计划大纲》。1936年元旦，蒋介石复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实施计划大纲》公布。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目标：为“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其积极方面：甲、增加生产总量，解决生活需要。乙、增加工作机会，解决失业问题。丙、增加输出产品，藉谋贸易平衡。丁、保障投资安全，鼓励生产活动。消极方面：甲、解决阻碍生产发展之外面的原因(如捐税、产业法规、劳资关系等)。乙、解除阻碍经济发展之内在的原因(如缺乏经营方法与人才等)。丙、解除阻滞货物流通之障碍(交通、金融、运销制度等)。丁、解除妨碍生产建设之心理等因素(如愚昧迷信，保守，缺乏劳动习惯及漠视经济等)。

实施要项

一、振兴农业：增加农业生产，凡制肥选种，改良农作方法，活泼农业金融，流畅农产运销，悉以合作社为基础，指导并改进之，以达到粮食自给自足为初步目标。一方面增加农业原料之生产量，同时提倡农产之就地加工制造。

二、鼓励垦牧：鼓励大规模之移民垦荒与经营畜牧，实施军区屯垦制，恢复并增进牛羊马匹与农村各种副产物(如猪鱼鸭之类)之生产，同时提倡各省所有荒废土地之开垦与耕作，以地无旷土为目标。

三、开发矿产：调查矿产状况及摧残矿业发展之原因，建议政府改善矿业法规，鼓励矿产投资，扶助矿商之独立经营与自由发展，以辟天然之富源，而容纳众多之劳力。

四、提倡征工：赞助政府实施征工制度，鼓励民众参加义务劳动。尤以开发交通道路，修治水利，培植森林，开辟垦地，为征工之基本工作。同时实施兵工政策，与征工制并行。以军队补助各地征工工务之不足，并为建设地方公共工程之倡导。

五、促进工业：对农村简易工业及农产品加工制造之简单工业，提倡就农村或其附近按合作系统经营之。对于一般工业，由政府分别保护并奖励之。一面设立劳资调节机关，遇有劳资纠纷，予以公平调处。并须赋与该机关以最后强制执行之权，借以保障企业之安全与劳动者之工作。

六、调节消费：统计各地尤其农村之消费品种类与数量，力谋供求之调剂，必须消费者尽量自己生产;其不能生产者尽量节约其消费。此项工作，须由当地职业团体及合作社协力进行，并须取得进口业公业之赞助。

七、流畅货运：一方面尽量发展各县各省区间之道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力谋货物流通之便利;一方面设立各重要地区之主要农产品，如棉、麦、米、丝、茶等之公共仓库与运销机关。

八、调整金融：鼓励民间之储蓄，活泼资金之融通，由政府执行健全之货币与汇兑政策，而人民衷诚拥护之。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推行后，民众的经济建设观念为之一新，到了1936年国民经济有所转机。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国经济也开始活跃。

中国农业，由于1936年全国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两年多来又采取了改进生产的措施，也出现了增产的势头。

1936年的中国工业、商业、农业比1935年都有较大的增长，与南京政府建立时的1927年相比，1936年可算作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

后面效果如何，我们看数据：

安格斯·麦迪森 著 楚序平 吴湘松 译《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 58页

图表上说的明白，从满清中晚期开始到民国完蛋，中国的GNP年平均复合增长率（绿圈中的两个数字）是低于印度的！也只是到了新中国，中国在这个方面的指标才挽回了颜面（红圈中的两个数字中国为大）。

安格斯·麦迪森 著 楚序平 吴湘松 译《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89页

这幅图标中的绿圈数字代表民国时期，中印两国人均GNP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两家都是负值，都是越活越回线，越活越没出息，越活越抽抽！

红圈里的数字代表新中国“统计元年（1952年）”开始的人均GNP年均复合增长率，这两个数字看得出，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越活越带劲儿，越活越滋润，而且中国强于印度。

何以如此？印度独立，没有英国这个吸血鬼吸血；中国建国之后的前三十年，没有若干的“友邦”对我们敲骨吸髓！而社会主义的中国的财富创造力要强于资本主义的印度！

二、再来说说所谓的“黄金十年”(1927年至1937年间)

战前的十年民国经济刨除东北地区外，每年的经济增长确实都在6.5%以上，可以说绝对不低。但是以经济构成来看，全国GDP中85%是农业，投资占5%，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仅占10%，这10%的工业产值中传统手工业产值又占据了6成多，换句话说，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占全国产值只有可怜的不足4%。

更直接的说，1927年民国钢产量是3万吨，1935年达到了5万吨——新中国1949年至1956年的累计钢产量是1400万吨。

1905年清政府的江南制造局还能制造50吨重的300mm口径大炮，从钢铁到原件全部纯国产，而到了抗战前，民国工业甚至消化不了全国生产的区区5万吨钢铁。

光绪年间还能制造步枪的广州石井兵工厂，抗战前甚至连手榴弹的引线也要从英国进口，“本厂造不出来”。

南京国民政府为何无法完成工业进程，因为买办政府与江南财阀？我们来分析一下买办、关税、国债。

南京国民政府的买办属性毋庸置疑，江南财阀也是其最大的财力来源。

自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从12个西方列强手中收回部分关税自主权后，确实关税收入猛增，从1928年的1.7亿至1930年的3亿，自此长期维持在3.2-3.5亿。与此同时，关税占全国税收比重却逐渐从最高的66.9%下降至35.1%，占全国财政收入总额从最高的54.1%下降至24.3%。

把关税的帐算的再细一点：1928年收回部分关税权后，国民政府把自清朝开埠以来近百年未变的百值抽五的关税（5%）上升到了平均10.3%的关税水平，到1933年完全收回关税权后，关税平均税率更是上涨到23%，到了1935年则上升到了32%，7年间关税税率猛增了6倍。

换句话说，在30年至37年间进口总额并未发生剧烈增加，甚至33年后关税税率持续走高，但关税收入大体不变的情况下，民国政府的进口是在持续下滑的——从1933年恢复关税完全自主后，进口额从历史最高的20亿到了1935年已下降至了9亿。

因为关税税率猛增带来的进口额下降，显然是由南京国民政府有意为之的，此处并非为南京政府的买办属性进行开脱，而是认为，虽然国民政府高度依赖关税收入，但是国民政府也在有意识的通过加高关税税率保证关税收入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保护国内工商业发展。

1930年到1935年间，国民政府关税收入每年在3-3.5亿左右，而1934年后国民政府每年国债发行额最低都在4亿（包含部分借新还旧）左右，1936年光是为了借新还旧，就发行了11亿之多的置换国债。

而与我们耳熟能详的国民政府受制于江南财阀的说法不同，1934年孔祥熙通过银行业改革实际帮助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了江南财阀的中国银行系、交通银行系两大金融集团，使得南京政府的发债不再是“寻求江南财阀的支持”，而是让江南财阀成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附庸。

当时的经济学家吴承禧在1936年就一阵见血的指出：控制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后，国民政府在国库的度支上无限方便，可以任意支配。

实际上蒋介石不甘心只做一个买办领袖。

28年8月国民政府刚刚站稳脚跟，时任实业部部长的孔祥熙就提出兴办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的方案，11月就组织全国经济专家座谈，制定了《建设大纲草案》……

30年中原大战确立了蒋介石全国的统治地位后，更是强调国防工业和重工业的重要性，成立国营基本工厂设计委员会为工业进行规划；36年还提出了民国十年中最宏伟的经济发展计划——在长沙地区建设一个巨大的重工业区……

然而，回顾南京国民政府的十年，政府主导的重工业建设成果基本是两部分，没收私人企业和接管晚清官办工业，其他种种美好的工业发展规划，永远停留在了规划上。

至此，有理由认为，南京国民政府重工业的发展失败，绝不只能以“买办“、”受制于江南财阀“来解释，南京政府的没有意愿只是一种结果，根本原因，或许是没有能力。

某种程度上，这比没有意愿，更加可悲。

三、抗战后形势大好，国民党经济为何还是一团糟，通货膨胀到离谱？

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国民党失败退居台湾，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国内局势急剧变化，中国经济也因此走过了一段十分艰难的历程。

虽然国民党在战后提出了经济恢复与重建计划，但不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使这样的计划难以付诸实施，实成一纸空文。

由于多年的战争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经济体系被割裂，生产力水平低下，资金短缺，发展停滞，抗战胜利后亟待恢复与重建。

战后经济恢复与重建的有利因素，首先是接收日资产业和物资价值颇巨，加以美援和进口物资，有利于政府对经济之调节；其次是多年战争之后的旺盛市场需求，有利于刺激经济之恢复；再次是外资对华资的压迫有所减轻，有利于华资的发展。

但不利因素亦非常之多，首先是政局不稳，社会不安，内战重起，交通受阻，不利于经济之恢复；其次是东北和华北工矿业集中地区本已因战争影响而损失严重，复又为内战战地而不利于基础工矿业之恢复；再次是通货恶性膨胀，币值变动剧烈，不利于投资意愿之培养。

比较而言，经济恢复与重建的不利因素胜过有利因素，经济恢复与重建面临诸多困难，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国民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为经济部，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又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统管全国经济工作，并由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兼任该会委员长，以示政府对经济的重视。

宋子文与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有长期的渊源，本人又自诩为财经专家，他在行政院院长任内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经济恢复与重建。

在宋子文的主导下，国民政府的战后经济政策纲领为：

(1)扶助民间事业，协调国营民营关系，使它们的配置轻重合理；
(2)平衡政府收支，协调各部门利益；
(3)与友邦进行经济合作，坦白互惠。

然而实施过程则全不似宋之预期，民营事业未得扶助，而是国营事业独大；政府收支非但未能平衡，反而赤字愈增，几至无法维持；友邦经济合作偏于美国，互惠其名，美国单惠其实。

轻工业第一大产业，也是中国经济支柱产业的棉纺织业恢复较快，并有一定发展，成为战后华资工业表现最好的部门。曾在棉纺织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日资纺织厂因战败被接收，低价美棉大量进口，复员、军需和投机囤购等因素，均刺激了华资棉纺织业的复苏和发展，“是以凡能开工的纱厂，无不利润累累"。

1947年，华资纺织业拥有纱锭438万锭，布机5.4万台，分别为战前的1.59倍和2.1倍；生产棉纱170万件，棉布4763万匹，分别为战前的1.17倍和4.3倍，达到了民国年间的最高峰(棉纱总产量仍低于战前华资和外资企业的总产量)。

重工业的恢复情况则远不如轻工业，主要因为采矿、冶金工业地处东北与华北战地，不仅未有预期之恢复，还受到内战的影响，产量急速下降，生产指数不及战前的一半，尤其是本就不高的钢铁产量，更低落至战前的1/10左右。

惟有以供应城市为主的电力工业，因轻工业之恢复及人口快速流入城市而恢复较快，产量超过战前的最高水平。略有积极意义的是，一向极为薄弱的华资重工业战后有了一定的发展，产量全面超过战前(虽然绝对数字仍不高)，尤其是华资电厂的发电量已超过战前的3.8倍，这主要得益于没收日资产业和外资因战乱原因之退出。

总体而言，战后轻工业尚未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而重工业距战前水平的距离更大。就地区而言，由于复员对消费的刺激和资金的流入，加上原有的经济基础较好，沿海大城市的经济恢复较快。上海、天津、广州、青岛的华资工厂与工人数占全国总数之比例，由战前的41%增至战后的70%，1947年上海新登记的工厂数更创下民国年间之历史记录，达到9285家。

经济活动进一步集中至沿海大城市，地域经济发展之不平衡较战前尤为明显。抗战时期曾有较大发展的后方工业，则因不少厂商复员清货，资金紧缺，发展状况一落千丈。在经济大幅度萎缩的同时，金融业却有畸形发展，全国商业银行的数量从1936年的132家增加至1947年的1210家，猛增到8倍以上，还有超出此数两倍以上的银号和钱庄，说明金融交易在不事生产的投机刺激下之活跃。

战后国民党经济政策最受诟病的方面是国家资本的急速膨胀。由于接收日伪产业中的大部分以自营、转让、标售等方式处理并转入国营单位之手，战后国家资本数量已超过中国资本总数量的一半(54%，战前为32%)，其中产业资本占64%的优势(战前为22%)，金融资本占89%的压倒优势(战前为59%)，发展到民国时期的最高峰。

除了原有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等为代表的国营金融企业，以资源委员会统管的国营重工业企业之外，战后国家资本的势力还伸入一向以民营资本为主的轻工业企业，新建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盐业公司等，均为在本行业中具有垄断性的国营企业。

以1945年12月成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为例，其下有85家企业，囊括了纺织业的几乎所有部门，拥有纱锭176万锭，线锭35万锭，布机3.6万台，占全国总数的一半，棉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棉布占70%。在政府的特许之下，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享有获取低息贷款、官价外汇、低价美棉、免于政府限额收购等特权，具有民营纺织企业无可企及的特殊优势地位。

资源委员会则基本上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由原隶属于经济部改为直属行政院，以创办开发及管理经营国营基本重工业，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国营工矿事业为其经营方针；下属96个单位291个厂矿，有员工22.3万人，控制了国内全部的石油生产，绝大部分的钢铁和有色金属生产，一半的电力生产和1/3的煤炭生产。

除此之外，还有以国民党党营名义经营的文化企业，如中央通讯社、中央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等。历经掌握政权后20余年之经营，国民党已经建立起由其掌控并集中在党政官僚经营下的遍及各个行业的经济体系。

从经济角度而言，国家资本企业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管理混乱，生产效率远不如民营企业。1947年，国家资本占全部产业资本的64%，而产值只占全国总产值的42%。因此，“国家垄断资本虽然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产业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但并没有发挥生产力的作用，而是处于瘫痪状态。它像一个充气的巨人，貌似强大，内部却是孱弱的。”